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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薛俊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随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新时代要“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并同时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创性、特殊性与创造性，即“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看待我们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3]。我们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置、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的核心架构和内在逻辑。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怎么看待“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又应该作何阐释呢？本文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释义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构成及其特征。
一、“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释义
为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为增补学界所遗漏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释义，我们首先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现代化”概念。
现代化“由谁以及在何时提出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它的内容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认识有关”[4]。“现代化”可追溯至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它表达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相较于过往文明所发生的“无与伦比”和“横扫世界”的深刻变革。“‘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广义概念用来取代早先的一些概念，目的在于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 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5]。但由于民族史及其制度因素等差异，加之“现代社会”包罗万象，因而人们对“现代化”的起始、特征、标准及意义尚无统一说法。甚至在诠释学层面形成了如“经典现代化”“后现代化”“多元现代化”“反现代化”“依附现代化”等众多学术流派。尽管存在分歧，但较多认可“现代化”是指“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6]，即“人类社会从以手工劳动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向以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的转变过程”[7]，其特征是“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和“科学化”[8]。
碍于时代特点和语境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但通过视域融合的解读路径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经典现代化急速发展之际，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现代化思想，而且极为深刻。“现代化”一词曾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多次出现，并在用法上专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对于前者，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虽然已扎根于英国，但是封建残余仍在，资产阶级新政权的任务就是要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9]。对于后者，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10]313。那么，“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应该作何种阐述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发展受制于自然经济形式，因此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政治体系缺乏民主、人身依附关系笼罩、生产力与分工水平低下、交往被局限在区域史和民族史的“传统社会”。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在各方面都朝着“现代性”不断演进，形成了以大工业和雇佣劳动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社会”。“现代资产者”和“工业中的百万富翁”[11]273通过商品交换消灭了生产、财产、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分散状态，组织起来了现代意义的政党、法律、阶级、关税等国家法权体系，使得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277。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严重弊端，但它比之“人的依赖关系”的“传统社会”则是一种历史性的文明进步。这也是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性”的颠覆和对“现代性”的构造。如权力本位弱化、理性主义凸显；民主型、契约型关系开始取代依附型、特权型关系；工业生产开始取得支配地位；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开始大规模流向劳动分工细化、生产率水平高的中心城市；集权与分权开始协调分配、公权得到民主宪政制衡；大众文化开始取代文化垄断；个人财产保护和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等。若我们先不论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的本身缺陷和局限，而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出发，则“现代化”就是“现代社会”不断破除“传统性”并不断获取“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当然，这种“传统性”和“现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制度体系中都有不同内容。比如，就拿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来说，这种“现代性”构建“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11]462。但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来说，受生产力水平影响，这种“现代性”并不排除“劳动是谋生手段”“同一交换尺度”等“资本主义权力”，即“旧社会的痕迹”的“传统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现代化”概念和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同时，也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和历史暂时性。直言“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12]526，因为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1]273。由于这一现代化模式根植于西方特有经济哲学传统，现实中一味夸大私有制、市场化、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社会功用，相比之下缺乏公有经济基础与宏观干预之手，缺乏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遏制，其结果只会造成人与人本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和全面异化，使人类现代化陷入资产阶级为自己挖掘的陷阱中。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13]270，无产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的那种更高形式”[10]60，“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10]272。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历经各种艰辛探索，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理论和关于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的社会结构理论，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过程中采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主义”定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加之历经40 多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在取得两大“世界历史奇迹”中开辟出了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文明。
目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学理阐释已成为学术热点，大家从自身的学科背景、专业角度对此做了多维阐释。然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曲折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学科、单一视角都无法对此作出科学认知。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学理阐释要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是“许多规定性的关系的丰富的总体”[14]和“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11]143的总体性认知逻辑，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认知逻辑。其唯物的、系统的、联系的、发展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逻辑，也是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逻辑范式与思维方式。卢卡奇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说，总体范畴（他认为总体范畴的核心要义是辩证法）在马克思方法论中是“本质”和“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总体性是“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总体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因为“一切实质变化都表现为与整体的关系的变化”[15]。鉴于孤立视域都无法对中国现代化作出完整、科学、有效的阐释，因此我们以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内容应该着眼于总体性、系统性视域。
迄今为止，学界对以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阐释存在不同理解且分歧较大。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上述特定概念及概念共性范畴的总体性指称和内敛性表达。它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前提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过程中，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等各个领域不断取得“现代性”因素所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世界普遍价值的系统性、科学性、开放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形成的，特别是其现实原型直接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重构，对东方经济落后国家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探索。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显然与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存在明显区别。原因在于前者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格局中产生的，它的形成得益于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产生于中国实践，但塑型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教训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借鉴与重构，特别反思了西方社会以工业化代替现代化、以现代化代替资本主义化的逻辑谬误。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不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了我们今天现代化理论范式新形态的文化底蕴，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道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体系与实践旨归。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时代背景
就宏观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资本对外扩张的殖民体系中被诱发的，是一种被动型、外源型的现代化变迁模式。在近代中国，各式“社会力量”借鉴“西学”的现代化方案破产，以及源于西学、批判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由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经“仿苏超美”到“自主四化”，其间既取得了丰硕的现代化成果，同时也由于经验不足而走过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在科学审视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基础上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探索，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客观基础。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拓更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国际社会自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陷入经济发展迷思与秩序构建纷争，众多发展中国家因长期效仿经典现代化而举步维艰，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与国家治理公共权能式微的时代难题，迫切需要新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同时，中国现代化本身也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环境。因此，从这一“总体性—历时性”的客观环境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分为众多历史阶段。
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现代性因素。但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16]的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阶段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质意义上的历史起点。原因在于这一阶段蕴含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展开。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17]的任务，随后，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掀起了生产资料改造与工业化热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援助的156 个重点项目开始，我们就正式以工业化为指标推进现代化。其次，依据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定向，可将中国现代化历程总体概括为四大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以计划经济、单一行政主体、重工业优先战略为特征的现代化起始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之间以市场经济、二元所有制结构、二元分配关系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构建和现代化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八大之间以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以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本经济制度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构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不仅映射着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关联性上还呈现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层层递进的关系。
第一，现代化任务。从具体层面看，中国现代化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广义社会结构”的转型及现代性构建，既要实现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转向以生产社会化、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也要实现向以知识、科技、信息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转型。第二，“高层次”目标。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要实现经济产业化、集权分权协调配置和民主化、主流文化巩固和大众化、社会秩序化、人与生态和谐化等具体任务，还要把这些具象的现代化任务融入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层次性目标中。这种总体性的现代化目标并非人为设定，而是由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定的。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导致中国国力与中华文明式微，民族饱受屈辱，人民苦不堪言，最终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夙愿。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单位，也是现代化推进的基本实体。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通过社会全面转型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不仅要在国际社会拥有独立主权与参与事务的能力，而且要跻身国际一流地位，还要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人的发展从对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中解放出来，“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8]，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主线是贯穿事物发展变化的时空坐标，是历史演进的中心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主线也即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共性逻辑，也是使它本身与“经典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开来的中心逻辑。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逻辑看，中国现代化是被动选择与历史潮流，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选择和基本方向。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使这种被动选择与必然选择出现了历史重合，即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定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历史主线。就关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现代化基本国情的总体性观照，奠基于现代化、民族复兴目标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体化构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而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离开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的现代化和离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道路都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规律。
就历史过往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是靠单一政治动力机制，也不是凭纯粹经济动力论，而是总体或系统动力机制。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动力体现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国家与政党的规划作用、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等。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动力体现为企业、资本、产权、创新、人才、竞争等综合型动力系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动力机制的整体功能发挥在于微观与宏观动力元素的相互协调与联动机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微观型驱动力，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计划宏观型驱动力，而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体现为“国家+市场（资本）+社会（人民）”[19]的联动与合力做功。中国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非公有制、市场与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发挥其发展生产力的“文明面”；在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并存的时代，中国现代化突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即国家公共权力体系在资源配置与社会转型上的协调功能，为有序推进现代化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中国现代化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愿望为导向，注重解决人民群众的直接需求，由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主体动力论和合力论。
现代化模式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安排和推进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先驱者罗荣渠先生认为现代化模式有两种划分法[20]。一是以社会系统内部各元素的不同组合形式形成的现代化模式。如私有制、市场调节、局部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公有制、计划调节、集权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混合所有制、市场调节、国家干预相结合的“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现代化模式虽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本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只不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但它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唐爱军教授认为，从特征上看，中国现代化模式就是中国的“三维一体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的组合形式。[19]二是从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与战略安排看，学界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先工业化再后工业化的“次序模式”，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背景使它同步综合了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等，是一种超越现代化一般模式的“综合型现代化模式”。
国外现代化理论范式多从制度安排来考察现代化进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但从本质上来看，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制度设计遵循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原则，是名副其实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安排在价值理念设计上均遵循社会主义和现实国情的双重原则，既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平，也注重社会活力与发展效益。中国现代化极具复杂性，因而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呈现出总体性特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及其各自领域的内部。比如，中国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制度建构就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条主线，并具象化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组合而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内部，又包含着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非公有制健康发展、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要素分配市场贡献分配原则、市场资源配置决定地位与有效有为政府干预等具体制度安排。这种总体性的制度建构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符合中国国情，昭示着它与以往任何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独创之处。
中国作为典型的“外源型”和“后发展型”的现代化国家，本身具有民族空间个体特征。在多元的世界现代化体系中，这些个体特征使它本身在“质的意义上”与其他世界现代化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区分开来，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和特征。由于这些个性特征各具特色，所以为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当做“历史总体”的新型现代文明来看待，就必须对此个性特征进行全面、整体分析。
历史地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不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即经典现代化起始并极速发展之际，而是在经典现代化自身显现出合法性悖论并招致后现代性批判与解构而向后现代化过渡之际进行的。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使其现代化进程同时集合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元素，使它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者之间的一种“次序型”和“历时型”的递进关系转化为了“三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型”和“共时型”的矛盾关系，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另一方面，使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可以借鉴吸收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合理成分，并在短时间内走过了经典现代化历时几个世纪的任务，也可同步规避了经典现代化造成的“异化痛处”，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性、开拓性、创造性。
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几乎与现代性的生发处于同一时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化带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其中就包括民族国家范围内社会政治关系的重塑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再造，并且衍生了一种新型政治形式即政党政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主权、政权两重危机下使得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幸福的必然出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始也同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政治属性层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合法性地位的确证根本上来自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共产党人本身的阶级属性及其使命宗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使命型执政党，把民族现代化的使命同其执政地位及合法性融为一体。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以追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现代化和理想社会总体性目标确证其合法地位的执政逻辑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之所以如此，其缘由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阶级属性。
社会主义是高级的社会形态，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现代化是社会文明形态不断取得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方式与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是一种“独创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因为它把社会主义高级社会形态同现代化手段相结合，在与经典现代化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及其实践模式的比较视野中，解决了经典现代化的巨大陷阱和合法性悖论，解决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后发展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现代化之路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难题，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社会属性”上首先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规定的现代化道路，即是符合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制度”的现代化道路，离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无从谈起。
资本逻辑及其展开体系即市场机制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理性工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的负面功用是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方面。有鉴于此，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对资本、市场、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原则持否定态度。后来，列宁和斯大林都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资本和市场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处于“否定—肯定”的反复循环中。就当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其本质依旧表现为宏观干预不足下资本逻辑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渗透。随着资本形态向垄断型、虚拟型、输出型转变，随着“守夜人”向“微观—宏观”主次联动机制转化，资本实际上也同步强化了其增殖、扩张和奴役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承认市场到运用资本逻辑再到“公有资本”的衍生，一来破除了传统教条，二来资本逻辑及异化功能在中国社会也局部存在，但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现代化道路对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的运用本质上是一种“驾驭性”利用，这主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及实践运用。对此，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把理论创新作为一条百年历史经验。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众多概念、原理、范畴组成的关于某一客体的思想系统或知识体系。现代化理论体系或理论范式也就是关于现代化概念、原理、范畴的思想系统。不管科学与否，任何一种现代化实践模式必定有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体系中的核心理论范式则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性质、目标与方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从经典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众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现代化的核心理论范式无疑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虽奠基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其理论原型或核心范式仍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被时代所局限乃至曲解和误读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理论范式，并奠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的理论飞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国情中的不断具体呈现和科学运用，才历史辩证、守正创新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国家应该如何实现和实现何种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任何现代化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民族文化为底色的现代化。文化最初是人类小型氏族单位为适应外部环境的思维产物，因而它在产生之初就深受自然分工与人自身生产的双重限制。进入阶级社会后，自然分工作为外部因素已经不再对文化起决定作用，因为民族社会开始采用国家形式使它形成了相同的地域、语言、血缘和心理，并通过代际传承造就了各民族从风俗习惯，到哲学、道德、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差异性。民族文化可以交流融合，但其基本内核是固定的，如中华文化几经融合，但“家国关系”、诗词歌赋等蕴含的民族精髓并没有因融合而丧失殆尽。历史来看，文化资源极其重要。古希腊文化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整体根基，罗马天主教义在把基督教义送上“十字架”中开辟了封建王权教皇并行制，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在把封建教义送上“断头台”中开启了大工业时代和现代文明端口。因此，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承认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意义，承认它对现代性构建的先行、先导和启示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别的民族或别的国家的现代化，它首先是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是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色的现代化新道路，其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与魂”。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与“现代生产方式”下，追求高剩余价值率是资本人格化最重要的体态特征。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开展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实现价值增值，而人的解放这一神圣目的却在资本主义物的关系中被视为实现价值增值的工具而颠倒了。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财富总量增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涓滴效应”。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2]。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明确强调人的发展才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作至高无上的追求，把共同富裕目标看作矢志不渝的目标。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现代化带来了两种历史效果，一是在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社会革命的进程和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大奇迹”；二是人民群众成了中国现代化成果的共享者与所有者。就实际来看，中国现代化遵循“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驾驭资本逻辑，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路线，成功地解决了14 亿人口的现代化问题，并将用高质量发展实践不断超越资源掠夺、资本扩张的经典现代化模式。
从中国古代《礼记》中的“大同社会”，到西方社会《乌托邦》中的“财产共有”，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及其财产共有形式一直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源于人类的社会改革理想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者为人类规划了一个“财产共有”“没有货币”“人人劳动”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而无法揭示这一美好图景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仍旧是头脑中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凭借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得“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共同富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但碍于时代局限，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产生了一些误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贫穷”“平均”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基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随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又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与目标。针对未来国内经济形势，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是分阶段促进的战略，“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21]。就内在规定看，社会主义属性与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定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
纵观人类文明演化史，在自然分工主导的“原始社会”和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社会”中，人对自然关系是“屈从”和“半屈从”的状态。进入到商品经济主导的“工业社会”以来，两者关系被置换为“征服”和“破坏”的状态。步入知识、信息主导的“后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被上升到了“生态文明”的高度。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伴随着工业文明开始的，而这也凸显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的根本弊端。一是在“为自然立法”的人的能动性或理性主义的无限性面前，认为生产力是无限的，因而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二是在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性贪欲之下，认为经济价值高于生态价值；三是在“科技主义”理念无限性支配下，认为人类科技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一切矛盾，提倡先污染后治理。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经典现代化模式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3]。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4]。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命题，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昭示着我们要坚决走出一条自在客体与社会主体命运与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迅速赶超的压力之时，到处散播“国强必霸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资本主义过往现代化本身的历史悖论。他们所谓的“国强必霸论”显然是来源于经典现代化以资本输出为中轴的世界殖民意识和卑劣的历史过往。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革命促成了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但诸多落后国家也因此被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在与宗主国的依附关系中饱受摧残。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以大工业和资本输出为标志的世界先进国对落后国家的“剥夺的历史”，是“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22]830。不称霸、不侵略，坚持和平主义原则是我国现代化的本质特色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是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1]。中国断不会向任何国家输出贫穷、革命和霸权，因为中国人民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因此倍加珍惜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文明构建时期。对西方社会而言，“现代文明”和“现代化”是一场以“资本关系”为中轴的“现代性”构建过程。由于这一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因而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与重构。而这一“重构”却昭示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构建路径。前者主张在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之上对其制度文明的根本性改造，而后者本质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对其现代化模式的解构、修复与再造。
正当苏联和西方各自按照这两种不同路径进行“现代性”构建之际，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中。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阶段的“现代性”构建，在取得“世界两大奇迹”中开创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文明。
这条新型现代化之路并不是自然始发，也不是单线递进，更不是重复别人所走之路，除了曲折性与探索性之外，其内容与特征还都具有复杂性和独创性。为揭示这一规律，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之上，为区别于当前研究思路与研究范式，在论述、补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释义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总体性”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容与特征。
参考文献：